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韩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和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早期，主要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对有增长潜力和能创造就业机会的特定部门进行积极的干预。但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便逐渐从直接转为间接，从有形转为无形。香港政府对经济历来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港府的作用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制定引资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公共商品供给、重视工业教育和职工技术教育、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方面。

东盟三国政府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政策的连贯性方面均逊色于“亚洲四小龙”。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东盟三国都将工业发展的方向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然而，由于受到本国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中性化”的干预措施（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消前一种政策的效用。比如，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工业而采取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抵消。），阻滞了工业面向出口的转变。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太区域资本和欧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东盟三国政府放弃了原先设计的外联内扩、工农业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实行自由化和非制度化的改革。

菲律宾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局限性和低质量。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菲律宾政府与美国垄断资本代表勾结在一起，支配着菲律宾的政治与经济。从50年代至今，菲律宾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和政策，最后都因权贵们的抵制而被篡改或抛弃。直到90年代初，菲律宾仍然未能实现工业发展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中国和越南政府在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发挥了主导作用。两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之下，由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实施和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两国都在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机制的改革，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